所谓助听器佩戴率指的是听障人群佩戴助听器的比例，比如美国有3200万听力损失患者，按照目前公认的23%的助听器使用率分析，实际使用助听器的患者有736万人。中国有近3500万听障患者，按照5%的使用率计算，中国现有175万人使用助听器。据调查，中国听力障碍人士助听器佩戴率为1%，部分地区和人群则更低；与国外欧美其听障人士助听器佩戴率已达到25%--30%相比，差距很大。大家知道，在目前的医学、仿生学发展水平，听力下降（耳聋）是无法用药物、手术治疗的，助听器是听力干预、康复最好的方法和手段。那为什么中国听损人群助听器使用率比美国低？

　　经过查阅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走访座谈了助听器的业内人士。笔者并不认同价格、费用因素是中国助听器佩戴率低的观点；反而认为是一种多因素的问题。

　　原因一：听力、助听器知识的宣传不到位

　　尽管听力障碍是第二大残障，国家还设立了爱耳日，每年也投入资金去宣传教育；但如同其它健康宣传一样，往往流于形式，过于大而空或者不够通俗易懂。

　　除了新生儿耳聋、突发性耳聋，听力损伤或听力下降都是渐进的、缓慢的，往往是其他疾病或生理变化的地并发症，不被人们注意或不是以第一主诉进行医疗、康复。医生在工作中也只关注耳部疾病，错误的认为耳部疾病治疗后，听力就会恢复，结果错过听力康复的时机。建议医学院在五官科教材中，增加听力学和助听器的知识。在五官科疾病治疗指南中强调听力康复和助听器的科学使用。

　　另外，在中国部分人认为“人老耳背”属于正常，忽略了听力问题对生理、心理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听力与丘脑的机能有很密切的关联。

　　原因二：助听器选配水平低、佩戴效果不理想

　　国外对影响助听器满意率的因素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发现在诸多因素里面其实只有20%的因素是由助听器本身的技术水平和特点引起的，如同业内常讲的降噪算法，反馈抑制，方向性技术等等。而其他65%的原因是由助听器的不合理验配造成的。还有15%的属于以现有技术、方法均难于解决的。

　　究其原因，各助听器厂家过于强调自己的技术和优势，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到了前面提到20%上，而真正关于保证助听器验配成功率的技术方面这么多年除了自动验配之外再也没有新的技术产生；在产品宣传、推介方面，更是夸大其词，好似选择他们的产品，其他不是问题。另外，中国助听器验配机构的验配师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理论、实践的训练，几乎都是助听器生产厂培训出来的，选择、推荐产品时难免偏颇。

　　解决之道是，助听器服务机构自己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特别是在产品方面，必须将各厂助听器性能、特色做综合比较，把各厂、各种型号助听器的优势、缺点理解清楚，明确客户听力解决方案的关键点、难点。如果国家设立专业培训和考核机构则更好（国外的听力师必须完成200小时的课程、半年的听力诊所实习才可以领取执照），当前推行的验配师三、四级考核应该更严格、规范。

　　基于此，建议大家选择多品牌的助听器服务机构。

　　另外，助听器选配、调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需要验配、检测、对比，是一个听力干预下再诊断、再调整的过程，选择助听器很重要、调试助听器更重要；而且随着听力的变化，这一调整在不断完善。我们曾强调助听器一定要“跟踪服务”。现在一些机构片面吹嘘在全国有多少店，到处都可以服务，这其实是个大误区、伪命题，助听器日常保养、维修是可以在任意合格的机构进行，但调试必须是跟踪进行。

　　原因三：助听器干预效果预期不当

　　人们为患肿瘤，在治疗中已经有了合理的预期，但不会因为部分肿瘤病预后差而放弃治疗。

　　人们把助听器选配与眼镜选配做比较也是一大误区。

　　人眼出现屈光问题时，通过视光学检查、选择佩戴眼镜，其视力马上好转，原因在于这种病变简单、机械，只是角膜、眼轴距的物理性变化；如果少数合并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眼镜的作用大打折扣。而听力问题多数复杂得多，病变部位可能在中耳、内耳、神经、大脑；可能是传导性耳聋、神经感应性耳聋、混合性，特别是神经感应性耳聋位置、机理更复杂，助听器作为听力干预的手段是有效的，但效果不及配戴眼镜明显、直观。助听器选配后，佩戴助听器往往有较长的适应期，须通过时间、训练逐步适应。

　　部分听力损伤大、时间长合并神经及丘脑病变的，实际助听器只能帮助其听到声音、保存残余听力。

　　一些助听器机构为了一己私利，互相拆台，彼此攻击，实际加大了听障人士对助听器预期的错误认识，对助听器行业是不利的。建议听障人士建立合理的听力康复预期，选择多品牌助听器验配机构，做好做到助听器“跟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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